千百年来，天津以北京的门户自居。门户者，看门守户，即现在的传达室。守传达室，自然就要忠于职守，安贫乐道。身为传达室，也自然就不像门里边那么神秘，那么。马路比北京窄，楼房比北京矮，工资比北京低，连物价都不如北京涨得高、涨得快！北京人曾不无自得地传说，他们结婚喜欢顺着高速公路跑到天津来举行婚宴，连吃带喝再加上来回的路费，还比在北京结婚便宜。这不知是恭维天津，还是挖苦天津？更闹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，还是天津？所以可用四个字概括天津性格：平实，自谦。一个很大的城市怎么会成了另一个很大的城市的“门户”呢？这就需要说说历史了。天津建城在明代，称“卫”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，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，镇守北京，屯兵于海河两岸。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，便向四周开辟村庄，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。于是，大运河、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，船舶集结，漕运发达，客商会聚，店铺林立，而热闹的地方叫“三汊口”和“小直沽”。当时三河下梢及海河两岸的沽很多，曾有72沽之称，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、士李东阳的解释：沽者，即小水入海之地。1400年，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，认为小直沽并不小，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，能大有可为，应取个好名字。有位大臣拍朱棣的马屁，说燕王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，应将“小直沽”改为“天平”。老臣刘伯温反对，建议叫“天津”。他自然也有说辞：燕王千岁承圣上之命，吊民伐罪，顺乎天意，所以叫“天”；车驾又是在这里渡过河津，所以“天”字后面再加一个 “津”。古时洛阳曾有过“天津桥”，天河之中有九星，能占据天河都叫“天津”″。“天津”二字很有气派，也很典雅，燕王当即应允，并传谕地方，将三汊口、小直沽合并成为“天津”。

　　朱棣称帝后，于永乐二年，设“天津卫”，修筑城墙，驻兵屯守。“卫”即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，如同今日的警备区、军、师、团一样。到1715年，即清雍正三年，撤消“卫”，改为“天津州”，隶属河间府管辖。1929年，又更名为“天津市”。由此可见，天津设 “卫”不过311年，却让天津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600年。“卫”的意识，就是“门卫”意识。以把门的自居，缺少进取意识和大城市意识，当然就更缺少跟北京的平等意识了。大城市意识，不是狂傲、霸道，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、自信。《圣经》上说，神创造自然，人创造了城市。城市集中地代表了人的欲望，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：激烈地竞争，疯狂地追逐，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，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。于是，人们又隐隐地感觉到，城市对人的限制和挤压越来越严重，空间在压缩，建筑像摊煎饼一样向四外蔓延，交通阻塞，热岛效应，能源紧张，城市变得大同小异，个性消失……就在人们认识了城市建设的弊端之后，开始反省自己的城市。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个性，她应该体现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，天津的个性正是天津人的写照。你老说自己是门卫，别人也就真的把你当成传达室。像北京来了国外的芭蕾舞团、交响乐团，以及的音乐，甚至包括的政客，如：尼克松、布什、卡特、撒切尔夫人、克林顿等等，路过天津就像经过北京的传达室一样，决不停留地昂头而过，直抵上海或广东、桂林等地。在天津人的记忆里，似乎只有可亲可爱的金日成、西哈努克，曾让天津认认真真地戒过严，好客的天津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满头雾水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

　　不管怎么折腾，天津这个重要的水旱码头还是渐渐地成了北方大商埠，到日本侵华之前，天津已经发展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，有些经济指标还超过了上海。只因离太近，老在天子脚下憋屈着，对天津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。比如，天津出演员，却只有离开天津才能大红大紫。中国京剧界式的大腕余三胜（余叔岩的祖父）、杨小楼、程长庚等都是学戏在天津，却红在北京。今天活跃在北京的如赵忠祥、冯巩、陈道明等数十位大腕也都是天津人。甚至连给自己的产品起名字都尽量往小里叫，往下层靠，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，甚或跟动物打成一片。如：狗不理包子、猫不闻饺子、猴不吃麻花，耳朵眼炸糕、飞鸽自行车……决不敢称王称霸，诸如“彩霸”、“鞋王” 等称号，天津人是不敢叫的。这也就成全了天津人的质朴，重实际不重外表，重肚子不重衣着。“当当吃海货，不算不会过”，即把家里仅有的一件可以换钱的东西送到当铺里去，也要混一肚子好杂碎。“门卫”嘛，累不累的挺熬时候，不能不先顾肚子。其实，走到今天，任何门户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。美、英轰炸伊拉克是从哪个门进去的？整个天空都是门。今日的天津也不再张口闭口地把“门户”挂在嘴边了，如今时兴下岗，天津这个“大门卫”也未必就是铁饭碗，或许是该考虑弄个第二职业的时候了？